《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在保利的这本书中，备载了日后各国政府必将对某些瘾品的使用加以管制或禁止的主要原因。按他的判断，这些瘾品会使滥用者本人受伤害，使其家人痛苦，使社会陷入危险。这些瘾品会耗损个人与国家的资源，它们都是来自邪魔的罪恶。他所说的瘾品只适合于原产地却可能危害不熟知它的社会，也一直是社会科学中的老生常谈，但这个论点的根据应来自人类学，与医药无关。
如果新瘾品有多种可用之方，引起的讨论更是热烈。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e）的医生尼古拉斯·莫纳德斯（Nicolas Monardes）是专精研究美洲瘾品的。他于1571年发表一部关于烟草的重要论述，在书中指出，局部施用的烟草可以治愈各种不同的创伤、溃疡、疼痛，口服有驱蠕虫的效果，嚼食可以解饥止渴，抽烟则可提神。莫纳德斯还说，印第安人以抽烟为“消遣”，享受抽烟带来的晕醉与邪恶幻觉。他在这部广泛翻译流传的书中强调不赞成这种消遣的方式。可见，从一开始，吸烟行为就受到道德观念的约束。
保利是见多识广的人，有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欧陆的商业人脉，他很清楚，烟草只是传入欧洲医药与商业的诸多新发现的瘾品之一。他相信一般所说的饮用巧克力、咖啡、茶有益健康都是事实，但是他指出，只有生活在这些瘾品原始产地的人可能获得这些益处。他引据古代的医学名言为证：“任何地域的天然出产物都是最适合当地人体质的。”茶最适合中国人，咖啡最适合波斯人，巧克力最适合印第安人，麦酒和葡萄酒最适合欧洲人。如果违反这个自然法则，把瘾品和人弄混了，会导致不能生育等恶果。输入这些产品既浪费又有害，欧洲人想借这些东西获得的效果，其实在欧洲原产的植物中就有了。耗费大笔钱买入不新鲜的、掺了杂质的外地东西，简直是“染上发疯的传染病”。丹麦自己没有出产瘾品的殖民地，尤其不该做这种事。再者，欧洲人岂可模仿“卑鄙狡狯”的亚洲人，当然也更不该去模仿“曾因吃人肉染上梅毒病的，如今又因抽烟惹病上身的”印第安人。保利告诫读者，“我们欧洲人的理性远远优于野蛮人，却罔顾理性判断而仿效野蛮习俗”，实在可耻。
甚至到了现在，香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致癌凶手，尼古丁仍有一些重要的治疗功能。研究者注意到，精神分裂症患者高达80%有抽烟习惯。经观察后确知，尼古丁可以使患者的焦虑不安症状平静下来，也可以减轻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爱德华·莱文（Edward Levin）认为可以让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吸烟者改用尼古丁贴片，保利大概会赞成这个意见。尼古丁与相关化合物是否可以用于治疗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忧郁症、多动症、妥瑞症（Tourette’s Syndrome）、溃疡性结肠炎等，已有许多人在进行研究，其中不乏烟草公司赞助的研究计划。
葡萄酒是历史最久远的医药之一，凡是有酿酒葡萄农业的社会都曾用它来治病。古希腊、古罗马的医生用酒处理伤口、退烧、利尿、补充体力。犹太经典《塔木德》（Talmud）上说：“适度地饮葡萄酒可提振胃口且有益健康……葡萄酒是最佳良药。”古人也用葡萄酒和啤酒作为冲调其他植物瘾品的溶剂，按《埃伯斯医药籍》（Ebers Papyrus）记载，公元前1 500年就有用酒冲药的做法。中古时代与近代欧洲几乎到处都有用酒调药的方子。一个典型的英国药酒方子是：“分娩前6周起，每日早晨以3匙甜杏仁油调入半品脱白葡萄酒服下，可保顺产。”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牧师兼医生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建议用研碎的绿龟阴茎调入啤酒或麦酒、白葡萄酒，可迅速治愈肾结石。
17世纪以前，蒸馏的酒类价格昂贵，通常只在药铺有售。它有如“奇迹”般的起死回生的神效，从要命的瘟疫到精神忧郁，没有一种病是不能治的。例如，白兰地的别称就是“生命之水”（Aqua vitae），威士忌的原文whisky（源自盖尔语的uisge beatha）也是同义。曾有一位医生说，每天早上服半匙白兰地的人一辈子不会生病。现代流行病学研究虽然没有这么激烈的措辞，却也证实烈酒的杀菌功能有助于防止肝炎等经由食物传播的疾病。
酒精的经历和烟草一样，曾经引来医生们对于其医疗用途的辩论。在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早期，辩论趋于激烈，但各家说法几乎都肯定酒精可以当作急救的兴奋剂。19世纪的澳大利亚医生朱利叶斯·伯恩卡斯尔（Julius Berncastle）曾说：“足量酒精似乎是对付蛇咬中毒的最佳特效药，它能克服心脏麻痹的状态，迫使心脏迅速恢复自然跳动。”他给蛇咬中毒者开的药方是：每15分钟喝一满酒杯的白兰地，直至祛除蛇毒为止。1904年的奥运马拉松赛跑冠军托马斯·希克斯（Thomas Hicks）在赛跑中喝下调了番木鳖精（C21H22N2O2）的白兰地，才克服疲惫一马当先。我们可以从希克斯跑全程的时间推知这么做（在当时是不违规、不违法的）的利弊。他总共用了3小时28分钟，大约每8分钟跑1英里（1.609公里）。
为了消遣娱乐而喝烈酒却要另当别论了，这种区分早在希克斯借酒增强体力以前就有了。历史学者特鲁斯蒂（Ann Tlusty）研究了奥格斯堡（Augsburg，在今德国南部）16~17世纪的烈酒相关法规，证实主管当局所坚持的医药与消遣区分有多么顽固。1614年有这么一条规定：“白兰地不可以无节制地饮用，只可为补充体力或医疗目的而饮。”光顾白兰地酒铺的人买了白兰地必须当场立即服下，与350年后服美沙酮（methadone）的病人差不多。在酒馆或其他休闲娱乐场所中是不准喝白兰地的。杜松子酒（金酒）既是浪费谷粮酿制的东西，又容易致醉，所以法规约束更严，只有4位领有执照的药剂师可以出售谷类酿制烈酒供医疗用。然而，民众的需求渐渐瓦解了法律规范的基础。军人非喝白兰地不可，寡妇和穷工匠会偷偷地自制金酒。奥格斯堡市政府眼见违抗规避的事例不断，终于先后首肯对白兰地和金酒的非医疗消费课税。到1683年，这两种烈酒都是完全合法的了。
金酒能引顾客上门的原因之一是价格低廉，与啤酒或麦酒的售价相差不多，因此曾在18世纪早期掀起英国人喝金酒的风气。当时的画家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因而有“金酒巷”与“啤酒街”之作留传后世。至于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与亨利·菲尔丁（Herry Fielding）这两位作家（分别具有医生及法官的身份），都指责金酒之易醉烈性是空前危险的。斯摩莱特不满地表示，金酒“售价太便宜，以至于最底层的人都可以恣意买醉，导致败德、懒惰、失序。如今行为不检的歪风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这毒物的零售者公然撑起彩色招牌，引诱人们花1便士的小钱喝到醉；还向人们保证，2便士就能醉到醒不过来，吸管奉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的德国药品来源给切断了，两国的制药业也在政府悉心保护下成长。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的制药业跃升世界第一位。1941年至1963年间新上市的单一化学药品之中，61%以上来自美国，居第二位的瑞士只占8%，德国占6%，英国5%，法国3.5%。不论哪一国出产的药品，都是行销国际，因为研究的经费庞大，业者只靠国内销售是赚不回来的。
名医马克斯·雅各布森（Max Jacobson）素有“快感医生”之称，他的病人包括影星尤尔·伯连纳（Yul Brynner）、词曲作家兼剧作家艾伦·杰伊·勒纳（Alan Jay Lerner）、黑人歌星约翰尼·马西斯（Johnny Mathis），以及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就在肯尼迪与竞争对手尼克松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电视辩论之前，雅各布森为肯尼迪注射了右旋安非他明（Dexedrine）。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非他明产量高达每年80亿粒，假造的处方、伪造的批发订单，以及其他各种手段，助长了欣欣向荣的安非他明亚文化。
有时甚至没有处方也可以取得安非他明。詹姆斯·埃尔罗伊（James Ellroy）的回忆录中记述自己早年行窃游荡时“在好莱坞公立图书馆认识了一个毒瘾客，他告诉我苯丙胺吸入剂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