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纽交所-王晶
纽约证券交易所（英文为New York Stock Exchange，中文简称为纽交所）拥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创始者可以追溯到来自荷兰的新大陆移民。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创立于1602年，当时的荷兰国力强盛，商业中心阿姆斯特丹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17世纪初，第一批来自荷兰的移民跨越大西洋，从印第安人酋长那里买下曼哈顿岛，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并开始安家落户。荷兰当时是一个崇尚自由贸易、人文进步的国度，当时以新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美国中大西洋沿海地区因此产生了强大的商业文明理念和宽容的社会治理结构，也促成了以曼哈顿岛为中心的一个新贸易中心——纽约的诞生。在当时的新阿姆斯特丹路边的梧桐树下，荷兰商人把他们在欧洲大陆的金融交易活动也照搬到了新大陆。直到今天，上市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IPO）的时候，还可以选择荷兰式拍卖（Dutch Auction）。1792年5月17日，当时美国独立建国不到20年，一直在纽约下城梧桐树下的路边交易各种证券的24位经纪人，决定联合签署《梧桐树协议》（Buttonwood Agreement），明确交易佣金标准，互相给对方提供优先交易的便利。可以说纽交所是在这一天正式成立的！
从那以后的两百多年来，纽交所经历了风风雨雨，以及各种各样的危机和考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导致交易所停业近半年；1920年交易所被无政府主义者用炸弹袭击；1929年美国的股灾和随后而来的大萧条，以及1987年的股灾。当然，发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对纽交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纽约世贸中心和纽交所相距不过数百米，世贸中心被袭击后，纽交所关闭了4天。
但是，就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经说过的：“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非常现实的乐观主义者。自从美国建国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类一定会继续改进。”纽交所这两百多年的历史，恰似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凯旋丰碑。不管是交易所的员工、管理层，数千家纽交所上市公司的员工，还是金融机构的交易员，金融媒体的专业主播和制作人员，可以说，他们都在这个巨大的生态圈中，兢兢业业、满怀热情地工作，从而造就了一个全球金融市场独一无二的交易平台。纽交所的伟大，来自这些人物的伟大！
王晶女士作为美国中文电视的前记者，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过去七年多时间在纽交所的工作，采访了数百位有幸参与纽交所的运营、上市、监管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素材。从这些宝贵的材料中，她精选了15位各有特色的嘉宾，分享这些人的独特经历，值得一读。比如说，她采访了亚瑟·卡欣（Arthur Cashin），一个从18岁就开始在华尔街工作，至今已经在纽交所工作了快60年的交易所元老。从笔者在华尔街工作开始，每天金融市场的收盘评论就来自这位亚瑟老先生。对于很多华尔街人士而言，股票市场经过每一个交易日的起伏，如果没有亚瑟来做收盘评论，这一天就显得不完整，似乎缺了些什么。
书中也采访了经历了“9·11”事件且一直坚持在纽交所进行场内交易的肯尼·波尔卡里（Kenny Polcari）先生。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7年，一直用他独具特色的嗓音和肢体语言，促使股票交易达成。除了金融市场，书中也描绘了在纽交所工作极为成功的摄影师、冒险家、美食家、企业家、运动员等。当然，作为华人，王晶女士也特别采访了安德鲁·洪（Andrew Hong）先生。他来自香港，学历不高，刚到纽约的时候在餐馆当服务生。年过四十的时候，他念完纽约理工大学的本科和硕士，之后进入纽交所工作。在他的身上，华人努力拼搏的精神得到充分展现！
证券交易所在西方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很多上市公司都已经经营了一二百年，为股东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再把目光转向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诞生了大量成功的企业，为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很多中国企业都在过去十几年间选择去纽交所上市，这也为纽交所带来了新鲜血液，让纽交所成为中美经济合作的典范。笔者每次去纽交所的时候，都会在一楼大厅驻足观看墙上的一些历史照片。在众多黑白的历史照片旁边，有一张巨大的彩色照片非常显眼：阿里巴巴集团在纽交所上市的当天，创始人马云在交易大厅兴奋地看着公司股票交易的瞬间。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家能够在纽交所敲钟，庆祝公司成为“百年老店”的新成员。
当然，纽交所也面临诸多挑战。电子化交易后，越来越多的交易转移到服务器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纽交所也并购了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巴黎证券交易所，组建了交易所集团，业务不局限于纽约一个城市。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衍生品的交易量大大超过传统股票市场的交易，纽交所在2012年年底被总部位于亚特兰大、主营业务为金融衍生品的洲际交易所兼并。笔者坚信，尽管面临各种挑战，纽交所和纽交所的主人公们将会不断谱写新的乐章，而本书的读者每次打开这本书时，都会学到新的知识，并得到新的激励！
正如在中国有许多人愿意当“北漂”一样，一代代美国人也为了心中的梦想背井离乡，来到心中的圣地——纽约，成为“纽漂”。
有人说，漂泊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资格。孤独，正是为梦想与自由付出的代价。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都是一样的。
对华尔街而言，交易的悟性或多或少取决于天赋。在纽交所当交易员，需要拥有A型人格，而且需要极强的A型人格，因为这种个性是整个交易大厅的能量之源，也使市场拥有自身的个性。肯尼用他那极具感染力的声音说道：“在这里工作，你需要具备A型人格，因为这里每天的能量太高了。如果你是B型人格的人，就很难应付这些，你会疯掉的。”
那么，纽交所交易员的A型人格有什么特征？根据我的观察，可以总结为：1.有效率，但也有耐心；2.永远守时，甚至提前；3.有每天的任务清单（但不一定会去打钩）;4.将每一个任务都看作紧急的；5.极端目标导向型；6.容易紧张。A型人格还有一个特征是很难使自己放松。不过，在这一点上，肯尼不同。可能是有意大利人基因的缘故，肯尼很容易在下班后找到放松的方式。
无论在股市开市期间承受多大的压力，一到下午4点闭市，他就会放松下来。“在春夏时节，我喜欢到后花园摆弄一下花花草草以及农作物，冬天我会去滑雪。我很喜欢开船到深海钓鱼，那比站在岸边钓鱼刺激多了，只有那样才能钓到大鱼。”
不仅从工作中学习知识，年轻的亚瑟还经常去各种沙龙学习。正是在一个沙龙里，他结识了一名从事白银股票交易的前辈，他把这位前辈称为“杰克（Jack）教授”。“我与杰克教授之间最有趣的一个故事是，我需要给他买酒来支付我的‘学费’。”亚瑟说道。
这位60多岁的杰克教授爱喝一种经典苏格兰鸡尾酒，只要亚瑟有钱支付酒费，或者杰克教授在喝光酒后还能继续说话，他俩之间的课程就能持续下去。在那个年代，一杯酒大概1.75美元，而经典苏格兰鸡尾酒是1美元一杯。亚瑟当时一周能挣75美元。
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那段日子，有一天，亚瑟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预感——苏联已经按下了发射按钮，导弹已经射向空中了。而那时的市场也有类似的谣言，道琼斯指数在接近收盘时出现“跳水”。此刻的亚瑟变得非常兴奋，他感到自己血管里的血液在加速流动，并且似乎快要迸发出来。尽管当时没有太多钱，但他觉得如果能花100美元左右买入一个卖权的话，可能会从中赚很多钱。
“我就像一个18岁的孩子，一秒钟也没法在座位上多待，我慌里慌张地收拾好桌子，朝着杰克教授常在的那间酒吧飞奔，而杰克教授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还没踏进酒吧，亚瑟就迫不及待地在酒吧门口高喊道：“杰克！杰克！苏联就快要按下按钮了，我想卖出。”
杰克教授并未直接回答亚瑟，他对面前这位气喘吁吁的年轻人说道：“孩子，给我买杯酒。”亚瑟赶紧给他叫了一杯酒。杰克教授接着说：“现在，你坐下来听我说。”
前一秒还心急如焚的亚瑟此刻温顺地坐到凳子上，杰克教授这才认真地对亚瑟说：“当听到导弹已经发射的时候，你应该买入，而不是卖出。”
亚瑟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停顿了一下，疑惑地重复了一遍他听到的话：“买入而不卖出？”
杰克教授回答道：“当然了。如果你判断对了，那时交易永远不会清算，而我们可能都死了。”
亚瑟恍然大悟道：“哦，你绝对是对的！”
这是市场交易员永远不会从像沃顿商学院这样的地方学到的知识。就这样，亚瑟不停地从那些有多年实战经验的老交易员身上汲取知识，并密切关注他们的人生经历，继而掌握交易的要领。
2018年2月5日，美股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夸张的一次“闪崩”，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接近1 600点。第二天，在一片惶恐中迎来了开市，面对投资者的不安情绪，亚瑟在接受采访时表态：“以我在华尔街50年的经验来看，筑底正在进行中。”各大财经媒体迅速转发了他的言论，为了增加说服力，媒体在标题中不约而同地使用了“50年华尔街老将”“顶尖交易员”之类的字眼。
从1959年开始在华尔街工作，到1964年成为纽交所的一员，再到后来成为交易大厅主管。我问他，在他半个世纪的工作经历中，哪件事对他的挑战最大，亚瑟回答说：“这实在太多了，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被刺杀是一件，古巴导弹危机也是一件，1987年的股灾更是一个彻底的挑战。”
“很多人都记得1987年的股灾，其实，真正恐怖的是这个‘黑色星期一’之后的第二天。”于是，亚瑟带我走进了30多年前的那一天，那是人人都如惊弓之鸟的一天。
在“黑色星期一”之后，许多银行开始关闭纽交所股票经纪人和做市商的信贷额度。因为当有关“道琼斯指数在一天之内暴跌了22%，跌了508点”的新闻一出，不少银行高层就感到极度不安，他们开始寻找自以为能保护大家的办法。结果，他们关闭了股票经纪人和做市商的信贷额度，因为他们担心这些股票经纪人和做市商会破产，最终无法收回贷款。或许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好办法，但在股市方面他们并不擅长，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股市。
银行的做法对正陷入困境的股票经纪人和做市商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已经面临流动性困境，而现在银行又想赶紧抽身，接二连三地关闭了他们的信贷额度。
虽然外界都将“黑色星期一”记录在案，但在亚瑟眼中，最黑暗的是第二天，因为那一天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股市反弹，但大盘在开市后不久便反转下滑。纽交所的股票经纪人和做市商因为被银行拒绝提供信贷额度而一度陷入流动性困境，纽交所因此也濒临极其危险的处境。
作为资历尚浅的财经记者，尽管我并没有体验过1987年股灾带来的恐慌无助，但也经历过两次不小的美股大跌。我依旧清晰记得刚到华尔街不久的2011年8月，美股遭遇了有史以来最跌宕起伏的行情。市场开始变得风声鹤唳，投资者如同惊弓之鸟，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情绪笼罩着这条长度仅536米的街道。与投资者们一样紧张忙碌的应该就是媒体人员了。许多搭载着直播设备的新闻采访车挤在与华尔街交叉的百老汇大道上，财经记者个个紧握话筒，迅速从口中蹦出一个又一个最新的股市数据。这里，成了媒体的主战场。不过，如果让我对7年前那个初出茅庐的自己说点儿什么的话，我一定会告诉她不要过于惊讶股市的暴跌，因为道琼斯指数在之后的2018年2月5日一度下跌近1 600点。股市就这样时不时给投资者敲一下警钟，也从不给媒体任何准备的机会，“惊喜”总是意外降临。
亚瑟向我推荐了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于1841年所著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这本书讲述了历史上三大著名经济泡沫——“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阴谋”，以及十字军东征等历史事件，旨在告诫大家以史为鉴，不要盲目从众，避免被欲望和贪婪冲昏头脑。亚瑟看过很多类型的书，但这本书是他的最爱。“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密西西比阴谋’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美联储，你也能了解到钱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有价值。”
正如人们所说，历史总会不断重演。1999年，人们争先恐后抢购互联网公司的股票，甚至显得有些荒谬，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一类股票被称为“漂亮50”（Nifty Fifty），指在纽交所交易的50只备受追捧的大盘股。对于这类股票人们只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买入，因为它们的表现总是很好。然而，暴跌与暴涨总是如影随形，曾经属于“漂亮50”的股票，一只接一只遭遇崩盘，一味追涨而忘记控制风险的投资者面临灭顶之灾。在这些公司中，有的现在依旧规模庞大，如麦当劳、可口可乐、宝洁，也有一些风光不再，如伊士曼柯达。
“互联网泡沫也是如此。”亚瑟接着说，“互联网泡沫是Y2K（又被称为千年虫、千禧危机等）的诅咒结果。2000年到来之前，大家以为到了千禧年，一切都会变得疯狂，甚至连电梯都会掉落。人们被告知要去买电脑，因为旧的电脑在2000年没办法用。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也知道，电脑和服务器销量非常高。许多人都认为，这将是未来的方向。”
从1995年到2000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 Index）由不到1 000点几乎是直线上涨到超过5 000点，并在2000年3月10日触及5 048点的顶峰，比一年前几乎翻倍。然而就在此时，包括戴尔、思科在内的科技股“领头羊”先后遭遇抛售，并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性抛售。几周后，股市市值蒸发了10%。那些市值曾攀升到数亿美元的dot-com company（网络泡沫的公司），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变得毫无价值。2001年年底，许多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倒闭，数万亿投资资本蒸发。到了2002年10月9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在1 114点，较两年前的峰值下跌了78%。
“当你经历这些历史循环后，你会发现人性并没有改变，只有故事在变化而已。”亚瑟对我说。
亚瑟一直坚持学习，他感到教育永远不会停止，他需要不停地探索。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亚瑟认为自己应该随时随地知道问题的答案，而这依赖于他的经验。世事变迁，现在的环境可能和以前不一样，但人性并没有改变多少。甚至，不同时代的人对类似事件的反应都极其相似。只有通过广泛的阅读以及与人交流，才能不断从他人乃至自己身上学习，一步一步铸就最强的自己。
亚瑟顿了一下，说：“如果股市处于牛市，每个人都做得不错，那么我可以轻松筹到5万美元，但如果是熊市，人们收益不好的话，我就只能筹资1万美元。”
于是亚瑟与格拉索达成一致，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起名为坠落英雄基金，承诺在几天之内给失去丈夫的女士2万美元。亚瑟向我解释说：“现在警察和消防员有一些不错的福利，但他们的家人有时需要等上6个月甚至1年才能获得抚恤金，而当他们刚牺牲时，这时家里往往会急需用钱。所以我们的善款对他们的家人来说就很重要，我们要非常迅速地筹到钱。”
“9·11”事件发生以后，亚瑟获悉有348位消防员牺牲了，还有一些警察和港务局的工作人员。他不禁感到紧张：“我的天啊，我欠他们600多万美元！”当时坠落英雄基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亚瑟他们便开始四处筹款。谢天谢地，最终善良热心的交易员们在两周之内凑齐了所需的600多万美元，随即付给了每一个英烈的家庭。“这就是交易大厅，它总是非常慷慨。”亚瑟第三次向我这样说了。
纽交所曾有一个传统活动叫“帽子日”。每逢13号的星期五，交易员们都会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以吓走女巫和妖精。亚瑟回忆道：“在我看来，这是大家放松并以此获得乐趣的一种方式。1987年股灾之后，我们过了一次‘帽子日’，当时有一名记者正好在这里，他以一种非常敌对的态度报道了这件事，让人听上去就好像我们并不关心投资者的资金，也不在乎是否需要对股灾负责任。结果那次成了我们最后一次‘帽子日’。”
除了已经消失的“帽子日”，前文提到的“吼楼”，纽交所还保留着一些有趣又不为外界所知的传统活动。比如，每逢圣诞夜和每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交易员们会聚在一起演唱歌曲“Wait till the Sun Shines,Nellie”。这种庆祝方式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起初他们甚至还会举行整场的派对，雇乐队进入大厅，找乐手来弹奏钢琴，再从百老汇找来歌手。但后来1929年发生股灾，交易员们觉得此时在交易大厅举行派对，终归影响不太好，于是便一切从简，只是聚在一起唱唱歌。在黑暗中等待阳光，事情最终会比现在更好，演唱这首希望之歌的活动被保留了下来，成了纽交所的传统。每逢纽交所举行晚宴或者其他活动，大家也会聚到一起唱这首歌。
亚瑟答道：“因为他们既关心交易大厅，又关心客户。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都是无私的，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市场，而不是自己要执行怎样的操作。他们启发了我，因为我总是将纽交所看作一个人们可以获得公平交易的地方。当电子交易出现时，大家说这会让交易变得非常快，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公平，而不仅是速度，速度应该排在公平之后。我依旧相信我在这里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尽可能为客户做到最好，这是代理业务的一部分。让新客户成为回头客的唯一方式就是最大限度地令客户感到满意。换位思考，如果你作为客户，得到了一个价格，然后你发现这并不是最好的价格，那么你再也不会回来给我下另一个订单。所以我需要一直努力让客户满意。”
亚瑟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习惯，是写股市评论。他每天早上5:15从新泽西的家中准时出发，到达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后就开始写作。评论写好后，他的秘书通过电子邮件把文章发送出去，接着他再把纸质版的股评带到纽交所，放到交易大厅的入口处，这样交易员们可以随时取阅。亚瑟从1984年开始写股评至今，大约有150万至200万人阅读他的股评。亚瑟每天的股评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历史上的今天”，告诉你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接着是对金融市场的评述；最后是猜谜或脑筋急转弯游戏，答案会在第二天的股评末尾公布。
亚瑟答道：“散户投资者可以采用平均成本法（又叫“定期定额投资法”），如果你将一笔资金投入股市，那就把这部分资金分成几部分，每个月投一点。比如你买了一只股票，定期投入等额的资金，如果股价下跌，你最终买了更多的股份，反之亦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总会得到一个好的价格。这样操作虽然慢但是稳定。我认为散户也可以找一个顾问，他关心你的程度应比关心他们自己更多。不过平均成本法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投资方式。”
看着面前人高马大的他，我不禁想象30多年前他打电话求职的画面——不怕碰壁，坚持不懈地找交易员询问工作机会，无论对方语气多么不耐烦，他也不曾放弃，因为，那极有可能是他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其实，美国教育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多问无妨”。
“我受邀参加一场派对，结果那晚酒吧的安保人员没到，负责组织聚会的姐姐便临时让我和我弟当门卫，在门口核对邀请函。这时，凯文·科斯特纳到场了，因为他的名气太大，需要一名保镖随同，我便被选中了。凯文·科斯特纳曾在一部名为《保镖》（The Bodyguard）的电影里出演保镖的角色，所以我成了‘保镖’的保镖。”讲到这里，一脸严肃的本笑了起来。有时，人生最有趣的回忆不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琐事吗？
身高1.88米的本曾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他除了打橄榄球、摔跤外，还在高中时拿过铅球、铁饼的州冠军。在他看来，运动员与交易员非常相似，都是竞争性很强的职业。比如，铅球通过量化距离来评价胜负，而股票交易则通过股价来判断交易水平。的确如此，除了本以外的其他人也告诉过我，几十年前的交易大厅聚集了不少职业运动员，比如橄榄球运动员、曲棍球运动员等。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强壮的体力，你根本无法穿过那重重人墙，为客户交易订单。有趣的是，运动员出身的交易员们直到现在也会选择拳击来健身，而不是其他运动。
所以，如果有人想通过在交易大厅闹事而获得媒体关注，那下场估计不会太好。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纽交所交易大厅允许公众进入参观，不过参观者只能待在位于交易大厅二楼的走廊上，俯视大厅。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代表，纽交所也是不少华尔街抗议者的头号目标。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华尔街抗议者从二楼的公众走廊上找到一条通往交易大厅的路，他一下就冲进了交易大厅并开始攻击交易员。这时一名普惠公司的交易员先逮住了他，我随后跳到他身上并用膝盖把他压在地上。当时他手里握着东西，我们都害怕是炸弹之类的危险物品，结果发现他拿的是臭气弹。”本的描述特别有画面感，看着面前这位又高又壮的本，我都替那个袭击者感到疼痛不堪。可能，那是他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教训了。
我曾在许多年前和麦哲伦基金（Magellan Fund）的时任基金经理彼得·林奇（Peter Lynch）交谈过，他是我的客户。如果彼得·林奇需要卖几百万股百事可乐公司的股票，他不会给交易大厅打电话下达卖出指令，哪怕他本可以这样操作。他会给普惠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贝尔斯登（Bear Steams，已于2008年因次贷危机被摩根大通收购）、美林等公司打电话，让这些公司为订单竞价。这些公司会冒着买几百万股的风险，努力给他最好的价格，而交易大厅则不会这么做。
在本看来，作为高盛的竞争对手，纽交所影响了高盛的赢利能力和股票价值，这是保尔森讨厌纽交所的直接原因。“作为一个纽交所内部的观察者，我认为保尔森永远不应该进入纽交所董事会，甚至任何高盛的人都不应该进入董事会。但当时格拉索告诉我，要靠近你的朋友，但要和敌人更近。格拉索明知保尔森是竞争对手并且讨厌纽交所，但他还是让保尔森进入了董事会，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工作中，我是客户的受托代理人，基于买卖股票的数量获得佣金，我自己在股票上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买方最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就是买入时股价上涨，宁愿下跌，这样看起来不会是因为买方的行为影响了股价。反之亦然，卖方希望在卖出时股价上涨，而非下跌。不过现在客户都有各式各样的交易软件，可以在我执行（交易）命令时通过股价的走势图了解股票的走向。不过我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客户仍来找我做交易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做得好。我们需要达到70%的准确率，才达到‘好’这个标准。我不会一直都是正确的，但客户了解我，也知道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久，我的每一步行动都是有理由的。
作为交易员，每一天每一秒都是挑战。“对我而言，大多数很有趣的回忆都是发生在压力最大的情况下。我喜欢压力。”
“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你继续留在纽交所呢？”我问本。
原以为他会和多数交易员一样谈到对交易大厅的恋恋不舍，没想到他简单明了地回了我一句：“如果有其他工作机会，告诉我，我会去的。”
这就是本，一位性格鲜明的交易员。在我看来，他的性格代表了纽交所的性格。我问他：“哪一场IPO令你印象最深刻？”我再一次得到了预料之外的回答：“没有，我并不关心。”
纽交所的交易员们可能是全世界最“清高”的群体之一。在纽交所的走廊以及7楼接待企业的大厅里，挂着很多名人来访的照片。但大多数交易员根本不在意有哪位电影明星或者政要来到纽交所，因为他们没有闲工夫。按本的话说，开市钟不等任何人，哪怕你是美国总统来敲开市钟，但9点半了你还没来，开市钟仍会准时响起。
有人因为默默无闻而焦虑，有人因为出名而焦虑；有人因为行业格局“洗牌”而被社会抛弃，也有人因此而重塑自我。总之，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按你想要的方式出牌，你也不会永远舒适地活着。你不折腾自己，别人就会来折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