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就上瘾的中国通史

宋朝史学家吕祖谦说过一段读书法:“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何取?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智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

既然是做生意,总要有交易地点吧。陕北是草原,城镇不多,不适合商人存放货物和摆摊。河北又太远。于是,最佳贸易路线就设在了山西。汉朝商人带着货物汇聚到太原,然后继续向北参与贸易。汉朝和匈奴双方各取所取,维持了很多年的和平。

那时的山西是农牧交流的通道,数不清的财富沿着汾河流过,成就了太原千年的辉煌。这点和新加坡、中国香港很像。只要有海量资金经过,就能吸引各方人才到山西定居。而人才和资金的结合,又能带动本地的全方位发展。

史书中山西名人很多,但处于第一梯队的几乎都来自第一个千年。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响当当的山西人。比如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三国的张辽,唐朝的王勃、王维、郭子仪、薛仁贵、狄仁杰……宋朝以后还有谁?

这些人杰的出现,其实是贸易路线的产物。钱在哪儿,事就在哪儿,人才也容易在哪儿扎堆。繁荣的贸易成就实力强大的地区,所以北魏建都大同,高欢在太原成立霸府,李渊和李世民也在太原起家。与其说是英雄成就地域,不如说是地域经济造就英雄。

当李世民荡平突厥后,这条贸易路线在唐朝变得更加繁荣,南北方的物资在太原交换,西域的葡萄酒在山西扎根。太原也和长安、洛阳一起,进入大唐的核心城市群,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蒙古的威胁依然存在,如何保卫大明江山的安稳呢?藩王不能分封了,卫所大将又有变成安禄山的风险,朱棣只好迁都北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就是天子守国门。

所谓的南京没有王气,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心和地缘板块的割裂。想要经济中心,必然要放弃地缘板块;而拥有地缘板块,则可以把经济中心收入囊中。秦汉不存在的问题,明清以后是大问题。

天子守国门是很划算的买卖,除了直接管理、方便分配资源、不容易出安禄山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汇聚全国资源用于外战。

国家什么地方最尊贵?当然是首都。全国的资源必然会汇聚首都,如果首都不在地缘板块的交汇点,来回运送、分配的成本实在太大。建都北京的明朝,可以及时给九边重镇援助,节省来回运送的成本。而且外敌来袭时,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凝聚人心,更容易保住重要的城市,毕竟没人希望首都陷落。

如果明朝一直定都南京,会发生什么?北京恐怕会成为蒙古的后花园,还有山西、河北也将成为抢劫的最佳地点,就算围城也不会有大军援救。勤王?嘿嘿,王在南京呢。

勤俭节约是王朝初期的特质,干什么都精打细算的,舍不得花钱,也不讲究吃穿,一切以积累为主。只有家家有余粮,账户上多几个零,才能形成大规模的商业繁荣,进一步刺激消费。缩小到个人,则是从吃饱到吃好,穿暖到穿得漂亮,然后奢侈品、房地产等才能逐渐兴起。

这种环境类似于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平生没什么爱好,只喜欢存钱、存粮食、囤白菜,凡是能积累的东西,都要留一点。不是他们不懂得享受生活,实在是生存环境不允许,不存点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喝西北风。

他们的使命就是积累和打基础。他们唯一的目标是过上好日子,可他们的好日子只能留给儿孙去完成,自己几乎看不到希望。

王朝初期是牛人的好时代,不是普通人的好时代。

那盛世也不好吗?好当然是好,只是烦恼也很多。唐朝的开元盛世,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生活得很好。他们心中极其骄傲,一股大国气象扑面而来。仅国内生活好是不够的,还得万国来朝、睥睨四方,才配得上无双盛世。

北宋没有唐朝的国际地位,但富裕程度远远超越唐朝,经过160年的积累,宋徽宗时代达到“丰亨豫大”的程度。可盛世正处于抛物线的顶端,辉煌之后必然是衰落。

安史之乱埋葬了长安的繁华,公卿贵戚流离失所,百姓惶惶如丧家之犬。靖康之变终结了北宋,人口百万的汴梁在金兵的屠刀下犹如人间地狱。遥远的北国,一场“牵羊礼”明确告诉徽、钦二帝:“你们都是失败者。”

汉朝的盛世虽然没有这么惨,但汉武帝晚年海内穷困,户口减半,当时百姓的生活也很凄惨。在明朝,盛世应该是英宗朱祁镇到武宗朱厚照之间。由于明朝没有大规模开疆拓土,所以盛世不太明显,从嘉靖起就已经走上末路了。

所以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盛世也并不完美。

那些既得利益者已经形成规模,基本垄断了可见的资源。由于古代没有科技创新,平民百姓的上升渠道已经被堵死。一层天然的隔膜,让权贵、士绅、贫民成为老死不相见的群体。不出意外,阶层固化将永远存在下去。

土地兼并盛行,很多人连饭碗都保不住。存量市场的激烈竞争,出现“笑贫不笑娼”的观念,纸醉金迷的奢侈风气盛行。很多男人为了发家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女人为了嫁得好而费尽心机,大家都一致向钱看。

普通人建不起房、娶不起老婆的比比皆是。类似的场景,在杜甫手中化为不朽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盛世王朝已经处于两极分化初期,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条路径再往下走,便是乱世的到来。

最重要的是,国家发展依然处于增量。此时距离开国不远,土地还没有被瓜分干净,人口增长也没有达到承载极限,每年都能看到经济指标向上涨,所有人都能上车分果子。这时,开国雄主的余威还在,官吏不敢过分踩踏红线,社会风气也有勤俭节约的意思,纯粹的纸醉金迷还没有普及。

虽然沙场老将凋零,但军队的战斗力保存了下来,一些微小的边境冲突,派些军队就足以搞定。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好。他们可以真实感受到,好日子已经来临了,并且每天都在变得更好,抬头看未来,一片光明,他们挥舞锄头更用力了。

在王朝的上升期,所有人都胸怀盛世梦,齐心协力地向前奔去。他们坚信日子会越来越好。虽然老百姓也能感受到上升通道在收缩,偶尔也会焦虑,但他们不会绝望,因为留下的狭窄缝隙足以让一大批人通过。实在不行就开荒种地,希望还是有的。

此时的大明朝,没有人觉得要完,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不久后,它将位于抛物线的顶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时代才是最好的。好就好在留有余地。虽然没有处于盛世,但也算摸到盛世的边了,同时还保留了开国初期的质朴与刚健。

不多不少,刚刚好。

1629年,刑科给事中刘懋上书,建议整顿全国驿站,这样一年下来能省几十万两银子。

说是整顿,其实是裁撤。得到崇祯皇帝的许可后,刘懋雷厉风行,很快就裁撤全国大部分的驿站,虽然每年可以节省68万两银子,却也砸了几十万人的饭碗。

砸人饭碗,犹如杀人父母,李自成就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失去了糊口的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失业补助。人才市场也人满为患,他连大门都挤不进去。此时正好是小冰河的极寒期,饥荒开始在陕北蔓延。饥民成群结队地去挖野菜,野菜吃光就只有树皮、观音土,反正走投无路,他们只能自力更生。

李自成带着侄子李过到甘肃当兵,不求升官发财,只想混口饭吃。可他不知道,军队也没有余粮。卢象升当宣大总督时给朝廷写报告:“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寒,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镇如此,三镇可知。”

意思是说,大同军队已经一年没有军饷了,为了养家糊口,武器装备都已经被卖了,即便如此,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御寒。大同的冬天经常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这么冷的天气,卢象升穿着裘皮大衣都冷得不行,何况那些穿着单衣又吃不饱饭的士兵?大同号称重镇都是如此,何况甘肃。

李自成所在的军队因为缺衣少食,不得已杀官造反。他们终究没有逃脱时代的宿命,从此以后,李自成加入农民起义军,从队长、闯将一直成为闯王。他们没有理想和目标,只是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向前,生或死,成与败,都不由自己做主。他们最初的动机,不过是想吃饱饭。

当然,崇祯皇帝也给过他们机会。1631年,三边总督杨鹤对崇祯皇帝说:“饥民造反是因为没饭吃,只要拨款赈济,一定能平定叛乱。”他主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崇祯拿出十万两私房钱,交给杨鹤用来招抚。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很好。除了渡过黄河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留在陕西的起义军大部分都投降了,排队领到救济补助后,纷纷回老家安顿家人。

不过,有效期只有半年。半年后,他们的补助早已用完,但地里没有庄稼,再过一段时间还得交公粮,而崇祯再也拿不出钱了。怎么办?只有重操旧业。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从此以后,农民军在中原纵横多年,犹如熊熊烈火。

1644年,士绅有两张面孔:在李自成的占领下拼命造反,在清朝的占领下一腔热血地表忠心。矛盾吗?一点儿都不矛盾。他们很清楚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至于国家危亡、民族大义什么的,他们已经顾不上了。

公元179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英国政府正式任命马戛尔尼为使者,以庆祝乾隆八十大寿为名,正式访问大清国。庞大的使团中有数学家、艺术家、医生等,他们携带天文地理仪器、科技书籍、大船模型、先进的武器,希望英国的实力能够得到大清国的认可,成为各自的贸易伙伴。

当马戛尔尼的使团来到乾隆所在的承德避暑山庄时,他满怀希望的心情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们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结晶——前膛枪、望远镜、地球仪、炮舰模型一一呈送给乾隆时,只换来一句评语:“所称奇异之物,只觉平常耳。”

在伟大的皇帝眼中,这些东西很平常,还没有宫中的珠宝装饰好看。大清国能有现在的成绩,靠的是“以骑射立国”,这些火器炮舰有什么用?

马戛尔尼等不死心,从承德返回北京后,又邀请大将军福康安观看英军卫队的军事表演。英军卫队卖力地表演了列队、前进等军事动作,展现了线性步兵、三段式射击法等战术,希望能在装备弓箭大刀、火绳枪的清军面前找回一点面子。

表演结束后,马戛尔尼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对牛弹琴”。福康安和清军根本就不懂现代军事,前膛枪、三段击的战术早已风靡欧洲,配合大炮能将游牧民族的骑兵打得落花流水。可在福康安眼里,这些不过是几声巨响而已,吓唬谁呢?千军万马冲过来,你能打倒几个?他轻蔑地撇撇嘴:“我看也罢,不看也罢,火器也没什么稀奇的。”

英国人知道了,这样的访问是不会有结果的,这根本是文明维度的差距。

1794年3月,英国使团离开中国。后来副使斯当东在回忆中国之行时,写下了触目惊心的文字:“清国的贫穷令人惊讶,一路上我们丢掉的垃圾,都会被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捡回去,当美味一样吃掉。而清军的穿着,也如同叫花子一般。

“房屋都是木结构,没有天花板,只是在房顶铺上茅草,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地,从房梁上垂下的一个个草席,将房间分割成若干个屋子。大街上也看不到马车,唯一能见到的运输工具是独轮车。

“农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土地上,精细化的耕作让植物间不留缝隙,从来不浪费一点点。只希望能在少得可怜的土地里,尽量多长一点粮食,以便填饱肚子。”

这就是伟大的“康乾盛世”。当大清满足于“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成就时,却不知道世界已经变了。

和秦始皇一起战斗的依然是李斯。那时,他已经成为丞相。他站出来反驳淳于越:“陛下创建大业不是你们能理解的,再说三皇五帝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根本没有可比性。时移事异,什么年代做什么事。

“如今的学者都喜欢厚古薄今,让老百姓无所适从,一定要禁止,不能让他们妄议朝政。

“除了《秦记》,其他诸侯国的史书都烧掉,不是专门的学者,也绝不允许私藏诗书,只留下医学和种地、植树的技术类书籍。”

秦始皇说:“照办。”这就是焚书事件。

皇帝和丞相亲自下场,进行了一场文化清理运动,他们希望在文化领域也能实现大一统。

他们只留下秦国史书,其他的诸子百家和诗书,只能在咸阳图书馆存一套,民间好好生产就行。站在秦始皇和李斯的立场,可以理解。

如果不消除人们心中分裂的种子,大一统始终流于表面,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帝国就将重新面临分裂的危险。而学者妄议朝政,则会消解朝廷的声音。民间百姓的文化水平不高,不可能看清时代的转折点,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是一旦学者用利益煽风点火,百姓很可能就会站在朝廷的对立面。

为了朝廷大计,他们只能让学者闭嘴。不仅不允许乱说话,连书都不能看,这样一来就彻底消除了文化界的不安定因素,等下一代人成长起来,帝国的新制度就落地了。

如果百姓想学习法令,也要以吏为师。他们学习法令之后,可以帮助官府治理地方,也可以成为干部队伍的后备军,大大扩充帝国的执政基础。

这些就是秦始皇和李斯的想法。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只是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做出的选择。

当然,天下的书也不是都烧了。所有经典书籍都在咸阳有备份,只是随着项羽焚烧咸阳,那些书籍也全部付之一炬。“大火三月不熄”,飘荡着一股竹简味儿。

儒家崛起,有很长的路要走。公元前81年,霍光以汉昭帝的名义召集了60多名贤良文学士[35]来长安,对汉武帝时期的政策进行了一次大讨论。

贤良文学士主张缩小政府的规模,放弃盐、铁等垄断行业,重农抑商,让利于民,再次实现文景盛世。但桑弘羊反对。他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用强制手段调节社会需求,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双方互不相让,从2月争论到7月,最终,贤良文学士取得胜利。大汉帝国也因此废除了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第二年,桑弘羊也因谋反罪被霍光处死。

在60多名贤良文学士中,有一位学者叫桓宽。他回家后,把会议的过程和结论整理成了一本书,起名叫《盐铁论》。不论是会议还是《盐铁论》,表面上讨论的是经济问题,但背后却是意识形态的争论。

桑弘羊是法家,贤良文学士是儒家。他们争论的焦点远不止眼前的政策,而是大汉帝国以后的指导权,理论、财富、权力、人事,一切都将取决于这次会议。

这场博弈太激烈了。最终法家失败,儒家取得空前的胜利。不过法家和文吏的传统势力很庞大,“盐铁会议”后儒家只是平分半壁江山,想要一统天下,还需要机遇。而他们的机遇来自于几十年后的皇帝父子。

汉宣帝其实是汉武帝、桑弘羊一脉,他重用酷吏,打击豪强,加强朝廷权威,缔造了大汉最后的辉煌时期。可太子却是标准的儒家学子。太子对汉宣帝说:“老爸,你的做法太残酷了,不如用儒生吧,以仁义教化天下多好。”

汉宣帝一听就生气了。汉朝的制度是霸王道杂之,也就是一手面包,一手钢刀,听话的吃面包,不听话的吃钢刀。他本来想废掉太子,但一想到曾经和皇后走过的艰苦岁月,还是下不了决心,听天由命吧。汉宣帝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太子登基后,就是汉元帝。在汉元帝的领导下,儒家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儒生认为汉朝虽然强大,但不够完美。他们强调个人道德的力量,反对政府对社会的过度控制,他们希望把政府改造成周朝的模样。但是法家官吏的势力始终存在,他们从不谈理想,敢作敢为并且不在乎任何道德的束缚,只根据法律的标准做实事。

按道理说,儒生是很难和法家对抗的,毕竟没有武器嘛,可帝国的民间社会提供了最广阔的市场。那些年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耕种的一点点田地,本来收成就不多,却要拿出一半来交税,再刨除来年的。

王莽出身于帝国最有权势的家族。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按照汉朝传统,皇太后将享有巨大权威。于是,王政君在汉元帝去世后,提拔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其他六个兄弟都被封侯,连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做了水衡都尉。

王氏家族之富贵震动天下。虽然王莽的父亲去世早,没有赶上这一波红利,但出生在这个家族,本身就是巨大的胜利。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标准的儒士。

从小,王莽就跟随名师学习《论语》,学术水平相当高。他的哥哥早逝,留下妻子和遗腹子。王莽谨记“兄友弟恭”的教训,坚持供养寡嫂和侄子,很快就成为青年道德楷模。

王莽到叔伯家做客时也恭敬有加,屁股只坐沙发的一半,喝酒碰杯也一定要放到最底下,出门会一直退出去。

不要以为做这些很容易。王莽明明有权有势,可以飞扬跋扈,他却偏偏用最严格的姿态要求自己,这怎么能不让人产生好感?富家子弟稍微谦逊一点,就能博取很多人的好感,何况是大汉第一家族的王莽。

人穷的时候,自律不算什么,当他有资本时依然自律,才是最大的本事,也最让人崇拜。那些年,王莽是大汉的国民偶像。

王莽封侯之后,有了丰厚的收入,全家却依旧艰苦朴素,妻子连丝绸都舍不得穿,客人都以为她是家里的老妈子。

儿子失手杀死奴婢,在别人家不算什么。奴婢而已,只是私有财产,她的生死和人生都是主人一句话的事。大不了暗箱操作一下,给儿子洗白。王莽不行。他一定要逼儿子自杀,以第一家庭的名义,维护法律和道德的权威。

在那个年代,王莽不是沽名钓誉的小人,而是时刻以儒家标准要求自己的君子,而这个君子年仅38岁就当了大司马。有权势、有信仰、有能力的儒家信徒,太符合帝国儒生的期望了。于是,新圣诞生了。

所以,当王莽官场受挫时,就会有无数人出来请愿,把他送回朝廷的权力中心,每次都是如此。

宋朝采取“与士大夫治天下”,优待官僚集团。在宋朝,只要一人当官,全家都能受益。从宰相到大夫,都有资格让子孙、亲戚做官。开国功臣曹彬去世,换来家族20多人做官的资格;李继隆去世后,也荫庇了几十人。再加上科举扩招、卖官鬻爵、商人授官,宋朝官员的数量急剧膨胀。

宋真宗年间的官员数量是9700多人,到宋仁宗年间就涨到17000余人。这还只是有级别的正式官员,待岗、候补的更是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朝廷给官员的工资都很高。据史书记载,宋朝工人、农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钱,只够一家人糊口。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资能达到12000钱,宰相就更夸张了,月工资是40万钱,这还不算其他补贴、福利。都说宋朝是读书人的天堂,由此可见一斑。

相比冗官,冗兵也是大问题。

宋朝初年,边疆有辽国、西夏在闹事,朝廷不得不在边疆屯驻重兵,再加上中原无险可守,只能增加禁军数量来保卫东京。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每逢灾年,朝廷都会到灾区招兵。把青壮年都安抚好,想起义都找不到人。

宋朝逐渐形成辽国、西夏、东京三大重兵区。有多少人呢?100多万。

宋太祖年间,全国士兵共有37万,其中禁军19万。仅几十年后,这个数字就翻了三倍。宋仁宗年间,全国士兵共125万,禁军82万。125万士兵的粮草、后勤、补贴、装备在任何时代都是一只吞金兽,在农业社会足以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

冗费则来自皇帝、官员的奢靡浪费。

皇帝嫁女儿、娶儿媳要气派吧?庆贺太平盛世要办舞会、酒宴吧?各部门要不要经常考察、旅游啊?除了正式官员以外,那些办事员、科员等“吏”是没工资的,但也得养家吧?只能靠贪污受贿了。
教科书上把“冗官(员)、冗兵、冗费”说得干巴巴的,可一旦设身处地地想想,真是不寒而栗。宋朝经济再发达,也承担不起这么重的负担啊!

为了扩充财源,唐朝建立起盐铁专卖制度。进入五代十国,各个军阀为了筹措军费,把专卖制度更加发扬光大。而这一切都被宋朝继承了下来。

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税,只要有人种地就能收到钱,也就没必要搞什么分田地之类的事了,这也是“不抑兼并”的国策由来。可问题是,有一帮人不需要交税啊。那几万名官员和亲戚、朋友占尽国家红利,却不用付出一点代价,而兼并土地的急先锋也是这帮人。

宋朝初年,交纳地税的自耕农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宋仁宗末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纳地税的耕地占70%。根据“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则,地税只能减少,绝对不会增长。

幸好还有专卖制度。除了盐、酒、茶等人民群众的刚需产品,朝廷把矾和香料也纳入了专卖体系,或直接垄断,或寻找代理商,反正能赚钱就行。垄断的利益是巨大的,宋朝把专卖制度发展到极致后,收入一度占到财政总收入的60%到70%,地税只占一小部分。

宋朝的富裕和商业繁荣大抵来源于此,在那个没有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时代,一旦把垄断做到极致,专卖的潜力也就挖尽了。

红利消失殆尽时,大致是宋仁宗末年。几年后,宋神宗继位称帝,面对的是一幅惨淡光景:地税早已枯竭,能维持下去已经不容易,均田免粮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专卖制度也没有增长点,红利到头了。可朝廷的开销在不断增长: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朝廷越来越奢侈,军费开销有时占财政收入的80%……所谓“百年之积,唯存空簿”是也。

这样的大宋朝,可真是穷到家了。

每一个封建王朝走到中期,都会面临一个选择:变法。

在地税枯竭、专卖无法增长的既有情况下,王安石另辟蹊径,提出“理财”的概念,想在既不增加地税伤害农民,又能增加财政收入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和增长点,也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起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方田均税法:清查土地占有情况,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让多占田者多纳税,少田、无田者减轻负担。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都是之前王朝用过的办法,朝廷把仓库中的粮食和钱拿出来,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既便民,又生财。

保甲法、保马法:建立严密的基层组织,可在必要时征召庞大的民兵队伍,又把经营不善的国营马场下放给基层经营。

免役法(募役法):出钱免除劳役,官府再雇人干活。

王安石希望用国家的力量来影响市场,最终达到民间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虽然不像汉武帝一样搞得“中产之家皆破”,但足以为帝国续命。

变法铺开以后,“青苗法”每年能带来将近300万贯收入,“免役法”也能带来将近400万贯,各项变法收入加起来,最终积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财富。但这也到此为止了。“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表面,却远远没有触动灵魂。

马克思说:“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有资本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东方和西方不同,基本没有宗教战争,东方的变法和造反几乎都是为了重新分配利益。王安石自诩“理财”,其实还是劫富济贫。在他的理想中,老百姓是不用加赋的。但财富总量是固定的,既然不从老百姓手里拿钱,那就只能从利益集团手里要钱。

在变法的过程中,迎接挑战、攻击是必然的,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人来支持王安石。很不幸,宋神宗不是一个好领导。

满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旧体制的受益者,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王安石,怎能容你?于是所有人都反对变法。司马光公开批评王安石,韩琦上书否定变法,富弼辞职,就连苏轼都差点因为“乌台诗案”送命。

面对这样的攻击,宋神宗扛不住。站在宋神宗的角度上看,其实也能理解:所有朝堂重臣和一个王安石,到底该如何取舍,其实不难。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后代的幸福。如果有一个强力的君主支持,王安石就能成功吗?至少有一部分不行。

燕云十六州的纠结也源自于此。大宋虽然经济实力很强,但在战场上屡战屡败,这很难让燕云子民对其产生信心,也很难使中原产生向心力。而这种实力不强的现象,又会让燕云加深对辽、金的依附,时间一久,这种心态变得根深蒂固。之后金国占据黄河以北,元朝统一天下,再次加深他们的这种依附心理。

在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下,北方汉人处于第三等,略微超过第四等的江南汉人。

人类有一种从众心理,如果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处境,或者做同一件事,那么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异样感,反而觉得不那样做的才是异类,所以元朝的大部分人会以蒙古人为尊。

大部分人皆是如此,更何况是天子脚下的燕云。毕竟国力不如人,整个江山都输了,再争论燕云十六州实在没必要。他们拥汉也好,崇蒙也罢,都是在历史大势之下的选择。

输了大势,何谈局部。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意义,远远被低估了。他本来是江南的第四等人,连辛苦耕作的农民都不是,开局只有一个破碗,吃饱饭都成问题。生于风云际会的元末乱世,朱元璋为了活命而投身军旅,凭借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九五至尊。

毛泽东读冯梦龙编的《智囊》时评价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朱元璋用军事能力打下江山,重新建立汉人王朝,已经是很厉害了。但朱元璋此后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重建制度。

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崛起,带着十几万骑兵东征西讨,打下五百万平方千米的江山。在这样的基础上,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继续奋斗,终于在亚欧大陆囊括广袤的版图,成为世界级的帝国。

没有人能反抗蒙古帝国,但凡冒头的都兵败身死。虽然后来蒙古分裂成数个汗国,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统治中原的元朝也不例外。那时,北方宋人只是第三等人,他们崇尚元人风俗,以说胡语、穿胡服为荣,虽是宋人血统,但已经是精神上的元人。当朱元璋的义军在南方征战时,北方汉人豪强纷纷组建军队,誓死保卫伟大的黄金家族。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南方汉人站起来恢复江山,北方豪强却要与其为敌。他们已经不再认可自己祖先的事业。

所以,朱元璋的事业很艰难,他不仅要在战场上击败强大的元帝国,还要重建遗失的汉人制度。这是弱势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相比之下,军事胜利已经算是最简单的了。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和张士诚后,命令徐达和常遇春在山东、河南、陕西剪除元朝羽翼,然后直捣大都。至此,明朝对元国取得压倒性胜利。而当国力对比颠倒之后,曾经的燕云十六州再也不是问题,徐达顺利地进入了北京。至于元顺帝,早就搬家跑路了。

这也是我们说的,局部的焦点不是根本性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互相博弈的大国的实力对比。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之下,不论燕云十六州的人如何留恋过去,都只能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碾碎。

那么收复国土之后该怎么办呢?那些说胡语、穿胡服的北方人总要想办法收拢吧?这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争,丝毫马虎不得。

朱元璋的办法是恢复汉家衣冠。他用自古以来的传统,重新构建王朝的精神共同体,找到南北、胡汉的平衡点,让大家能够有对话交流的平台。他既要团结汉人,也要拉拢元人。这种对话交流的平台不仅是维护中原王朝的纽带,也是王朝走出国门的必需品。要想让万国来朝,必须能说出打动人心的故事。

明朝的故事是仁义与和平。

朱元璋列了很多不征之国,朱棣时代的郑和下西洋也是以和平为主,他们用故事向追随者宣布:“我们是朋友。”

元朝的管理很粗暴,用色目人做包税人,让地方豪强管理基层,结果导致朝廷的存在感很低。如果继承元朝制度,明朝的江山也会风雨飘摇。

于是朱元璋用毕生精力,建立起如臂使指的政府。如果有必要,皇帝说的每一句话都能传到农村,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强大的政府让朱元璋可以调动明朝的每一个铜板、每一个人,同时也让军事行动、文明教化更有成效。

所以朱元璋要做的事情,是从里到外重新改造中国。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是一位官员写的拍马屁对联,他用黄金制成后送给张居正,而张居正又堂而皇之地挂在自家客厅。狂吧?还有更狂的呢。16岁的万历皇帝想给母亲重新装修一下宫室,毕竟操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成了皇太后,也该享享清福了。张居正说:“不行,祖宗们营造的宫殿已经很完美了,不必乱花钱。”
张居正的母亲从老家进京,马上就被接到皇宫,得到了皇太后的接见。她们手拉手说着家常话,仿佛相见恨晚。
而半年前,张居正回乡葬父更是气焰煊赫。他乘坐三十二人抬的豪华轿子从京城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回到江陵。轿外有戚继光派来的火枪手忠诚地执行护卫工作,轿内有两个少年仆人在卧室伺候。千里路程,所到之地都有官员在路边迎接,就连藩王也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给这位出身寒门的名相挤出笑脸。
此时的大明帝国,唯张居正独尊。万历皇帝说:“先生之忠上薄云天。”皇太后说:“没有张先生,哪有我们母子。”官员们说:“张先生身负不世之才,是明朝的大救星。”
当然,也有改革的受害者对其恨之入骨,但他们能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弱小,早已被淹没在一片赞颂声中。
此时的张居正,身上没有一点纤尘。他是普照大地的骄阳,是皎洁无瑕的皓月,是降临在人间的天使,所有人的赞颂声都千篇一律。
05
1582年,张居正去世。做了十年首辅,他耗尽所有精力才留下高效的政府、富庶的仓库、干练的队伍和知足的百姓。
他早年间曾许下宏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可在此时,张居正头上的每一个光环、被赞颂的每一件事,都成为摆弄权柄、谋求利益的罪证。首先发难的,正是万历皇帝。他发布诏书:“以前清查田地期间,有很多不法行为,所以那次登记造册的数据是。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是一位官员写的拍马屁对联,他用黄金制成后送给张居正,而张居正又堂而皇之地挂在自家客厅。狂吧?还有更狂的呢。16岁的万历皇帝想给母亲重新装修一下宫室,毕竟操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成了皇太后,也该享享清福了。张居正说:“不行,祖宗们营造的宫殿已经很完美了,不必乱花钱。”

张居正的母亲从老家进京,马上就被接到皇宫,得到了皇太后的接见。她们手拉手说着家常话,仿佛相见恨晚。

而半年前,张居正回乡葬父更是气焰煊赫。他乘坐三十二人抬的豪华轿子从京城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回到江陵。轿外有戚继光派来的火枪手忠诚地执行护卫工作,轿内有两个少年仆人在卧室伺候。千里路程,所到之地都有官员在路边迎接,就连藩王也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给这位出身寒门的名相挤出笑脸。

此时的大明帝国,唯张居正独尊。万历皇帝说:“先生之忠上薄云天。”皇太后说:“没有张先生,哪有我们母子。”官员们说:“张先生身负不世之才,是明朝的大救星。”

当然,也有改革的受害者对其恨之入骨,但他们能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弱小,早已被淹没在一片赞颂声中。

此时的张居正,身上没有一点纤尘。他是普照大地的骄阳,是皎洁无瑕的皓月,是降临在人间的天使,所有人的赞颂声都千篇一律。

1582年,张居正去世。做了十年首辅,他耗尽所有精力才留下高效的政府、富庶的仓库、干练的队伍和知足的百姓。

他早年间曾许下宏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可在此时,张居正头上的每一个光环、被赞颂的每一件事,都成为摆弄权柄、谋求利益的罪证。首先发难的,正是万历皇帝。

操盘政治斗争的大哥,基本不会亲自下场博弈,而是通过推动某项政策实施,最终赢得政策的主导权,以及日常事务的话语权。胜利的一方会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战果,失败的一方往往日薄西山。

对日的战与和,就成为“帝党”和“后党”的博弈点。按照光绪和“帝党”的设想,甲午战争是自己的立威之战,一旦获得成功,便可以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再不济也能获得自由,就像康熙擒鳌拜一样。再加上翁同龢和李鸿章有私仇,所以他们不停地催李鸿章出战,最好能把北洋的家底拼光,再把日本阻拦在国门之外。

在全民亢奋的时候,“后党”不得不暂时退让。但光绪和翁同龢不知道,北洋水师的装备已经落伍了,不论船速还是大炮,和日本都不在一个档次。而大清的官僚体系也烂到家,贪污腐败、贪生怕死成为官员的顽疾。

日本在进攻朝鲜时,总指挥叶志超不停向朝廷要钱、要粮,可日军攻入平壤时,搜出价值一千万两白银的金锭和金砖,留下的粮食足够日军吃一个月。反观清政府一方,朝廷各大官员在煤矿等企业都有股份,他们宁愿把优质的五槽煤卖掉换钱,也不愿意卖给北洋水师,导致军舰只能使用劣质的八槽煤,航速只有设计航速的一半。

一处如此,处处如此。

从这方面来看,后党主和也不是单纯的卖国,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与其拼光,不如留着当花瓶看。光绪和“帝党”的夺权计划,遭遇遍地都是蠢队友的囧境。随着战争失败,主战派的话语权再次被削弱,主和的“后党”再次成为朝廷的主心骨。光绪和慈禧的第一次交锋以光绪失败告终。

甲午战争在权力斗争、家事不和、公报私仇的纠葛中落下帷幕,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获得持续发展的巨额横财,大清则扯下了同光中兴的遮羞布。被迫在条约上签字时,光绪皇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