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序
老子曰 [1] ：“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2]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 [3] ，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4]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 [5] ，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 [6] ，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7]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 [8] ，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榖、 、旄、玉石 [9] ，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 [10] ，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 [11]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12] ；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 [13] 。此其大较也 [14]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15]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 [16]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徴贵，贵之徴贱 [17]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 [18]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 [19] ，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20]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 [21] ，地潟卤 [22] ，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 [23] ，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至而辐凑 [24]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 [25] ，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 [26] ，设轻重九府 [27] ，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 [28] ，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 [29] ，位在陪臣 [30] ，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31] 。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32]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 [33] ，以而不乐。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34] 。”夫千乘之王 [35] ，万家之侯 [36] ，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37] ！
【译文】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如果一定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到往古时代，那几乎是行不通的了。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是：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肉食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荣耀。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最终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因此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扶帮助天子回归正位。因而管仲也有三处住宅而豪奢。他虽处陪臣之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因而不快活。俗话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评析】
司马迁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很重视商业活动，高度评价物资流通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货殖就是依靠货物流通来增值的意思，司马迁首先指出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以及其他生产部门的关系，并对商业活动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他说：“商不出则三宝绝”，是对于商人活动作用的高度评价，没有商人的活动社会物质供应就会断绝。在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古代社会，这种认识非常可贵。对于各地物产以及风俗也有概括的介绍，并举姜太公和管仲发展生产使国家强大为例证说明物质生产与流通的重要性。还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故物贱之徴贵，贵之徴贱”则涉及物质供求关系对于价格的影响，虽然不是十分明确，但是这种认识已经非常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