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和邓绍圣以及其他近200名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人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船赴法。他们乘坐的是价位最低的四等舱，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吃饭。他们只能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要自己找地方准备一日三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这次航行吃尽了苦头，有很多人晕船，还有很多人开始想家，以至于还没有到马赛，很多人就已经在自问：这辈子是否还能回到祖国？
邓小平在法国的这段岁月究竟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显然，这段经历形成了他的国际观。与那些未曾在国外生活过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中国的观念不同，邓小平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他还很强调以下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然而，不管置身何地，邓小平的性格应该是他16岁到21岁在法国的这段时间形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当时小小年纪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任何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不会在那么年轻时就具备了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他当年的两张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邓小平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第二张，即贴在雷诺汽车厂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希贤改用“邓小平”这个名字，这一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审讯时使用化名，不至于被查出真实身份。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对王明、博古等回国留学生来说，采用化名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有使用假名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人，例如周恩来，他们使用化名都是出于从事地下工作安全的考虑。而邓小平在选择化名时则与众不同，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隐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后不再从事秘密工作、没有安全顾虑时，他仍然一直使用这个化名。这在中共的所有领导人中，也算是比较特殊的。
邓小平脾气不好，经常发怒。虽然他很早就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但并没有太大效果，而且有时候，他还故意让自己的怒气表现出来。后来，他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他的同事和属下都很害怕他发脾气。由于天生的坏脾气，邓小平也天生没有耐性，但他总是在采取行动之前，做一番审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级对某些决策拖着不办时，他才会公开表示不满。
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收有9篇他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虽然看起来平铺直叙、有些平淡，但却很有说服力。这表明邓小平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
关于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作用，邓小平很辩证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重视毛泽东的立场和观点，同时不会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他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和在政党中的作用。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因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小平接着特别阐释这一点。他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共产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所以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根据毛泽东提议，采取措施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制止歌功颂德等措施。然而，由于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此党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然而邓小平一直未收到任何回信。因此，他在1972年8月，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再度提出回北京工作的要求。他在信中表示，他支持“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像林彪和陈伯达这些人的真实面目，他细数他在过去几年来与林、陈两人交手的经过，并且提到他自己经过一番磨炼后的心境。这封信确实送到毛泽东手中，毛并且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从毛的角度看，让邓小平复出有很多好处：可以增加当时党政领导班子最缺乏的行政经验，可以争取到党内同志对他的好感，因为他这时非常希望再次建立起他在党内的良好声望。同时也可以替周恩来安排一位能干又忠诚的助手。周恩来本人也一定替邓小平向毛泽东说了不少好话。但邓小平后来一再表示，决定让他复出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意思。邓小平如此说法，是可以理解的。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的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小平的风格与毛泽东截然不同。毛泽东总是高高在上地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小平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泽东善于掩饰自己，经常隐藏自己的真正感觉，邓小平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泽东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小平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邓小平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做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小平也绝不心慈手软。1982年，他要求韦国清辞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为韦国清安排（或是容许）军方机关报刊出一篇文章，攻击“文化圈的某些负责同志”。在许世友公开表示他反对为刘少奇平反后，邓小平也安排他退出政治局。
在和外宾的谈话中，邓小平一再谈到三个主题。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已经成为过去，今后不会再发生。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后来证明，邓小平选择胡耀邦当继承人并不是很好的选择。胡耀邦工作勤奋，头脑清晰，但个性不够变通，容易冲动。他在党内的声望和分量都不够，在与党内资深领导人打交道时却又不够谨慎。在1985年，《人民日报》还特别替他刊登正式的更正文章，因为他在一篇声明中说，马克思是19世纪的思想家，所以，马克思所说的话对解决20世纪末的中国问题没有任何帮助。1986年他访问英国，在参观莎士比亚的诞生地史特拉福时，竟然引用雪莱的诗句，令同行的中共官员大感尴尬；同时，他在这次英国之行中竟然没有去参观马克思的墓园，也引来批评。虽然，邓小平一向都是挑选非资深的党员出任总书记，但他那么快就选上胡耀邦，还是令人觉得有点奇怪。他显然没有认真去考虑那些年龄在60岁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担任省级领导人或中央行政官员的其他人选。也许，他是被胡耀邦所表现的自信和活力所迷惑。
在谈到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威胁到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邓小平坚持了正统的学说。他以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才是先进思想的核心，他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解释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关于先进的文化，邓小平以为核心是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摒弃了“一切向钱看”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落后的东西。邓小平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文化的，这一点颇具中国特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小平所提倡的道德与16、17世纪欧洲中部和北部传教士所宣传的道德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许多历史学家所提倡的道德非常相似。
邓小平本人还非常关注打击犯罪活动。他的这一态度取决于他对道德要求的严厉观点。1983年，党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犯罪活动，清查、逮捕各种罪犯，并严惩这些罪犯。有几千人被判处死刑。在一些地区，是公开对罪犯实行死刑的。但是，邓小平对此并不满意。两年后，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
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邓小平还是一位外交天才。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他大胆突破了毛泽东的观念和做法。对于全球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和平，他不像毛泽东那般悲观，而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他在谈到中共对世界一些地区性冲突和内战的态度时，开始主张和平解决，而不再一味鼓励进行革命；在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时，他主张“对外开放”，而不是自给自足。他也放弃了列宁主义的一些观点，指出南北双方建立经济关系，不但不会引发战争，反而会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
虽然，在1978年以后的几年当中，他在口头上依然支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但从他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行动看，他对这一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淡了，到了最后，他甚至不再提及这一理论。他的谈话更像某个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传统观点。他说，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财富。
邓小平认为，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来自苏联。但这种威胁已不是入侵中国或使用原子弹，而是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1979年圣诞节，苏联出兵阿富汗，并在短短几天之内，投入了10万多兵力。80年代初，越南甚至更偏向苏联，它提供了两个港口供苏联太平洋舰队使用。在邓小平看来，这是“霸权主义”行径，也就是苏联的进攻政策，目的在于建立苏联在亚洲地区的霸权力量，削弱美国和中国的力量。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这并不是说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所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很仁慈。不是的。也不是说，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其他的领导人希望将来有朝一日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会被多党制和行政与立法机构的竞选所代替，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是说，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实施，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政治秩序。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要逐步地实行民主，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彻底地实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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